2006/01/30

2000年作業:《利瑪竇的記憶之宮》讀書報告

歷史三/****0300?/momizi

Jomathan Spence(美)著,孫尚揚、王麗麗譯,輔仁大學出版社,台北,1999年再版


一個為了想完成對上帝誓言的傳教士,與同會弟兄一同飄揚過海,歷經無數劫難,九死一生地抵達中國,卻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無比龐大的古老帝國,上面居住無數對非我族類懷有敵意的中國人、對不同宗教仇視的佛教徒、企圖從傳教事業和西方「魔術」中得利,龐大腐化的官僚體制,而他的母會遠在地球的另一邊,即使要求母會及總長提供援助,也並不那麼容易如願……

繁複而有序,豐足卻不失衡,是這本書最令人讚歎的長處。要說這是一部以神學、哲學包裝的教父傳記,它卻充滿了文學與繪畫般的豐富譬喻和意象。若只說這是本傳記,便不能囊括作者旁徵博引,為讀者重建出的十六世紀東西方世界。乍看首章是談論古代記憶術的心理科學性書籍,卻寫盡了利瑪竇為了要順利在中國──一個讓他越過半個地球,歷盡無數次生命危險才得以踏上的土地上傳教,煞費苦心、挖空心思地尋找最能讓中國人接受並記住天主教義,並加以傳播的方式。

本書基本主題是介紹利瑪竇的生平行蹟:他為了天主教獻身,發下宏願要讓天主的福音遍傳異教徒與異國人之間,付出無比的熱情、努力,在中國教會史、中西交通史及中國的學術發展上,他無庸置疑地留下了高名。但他所處的現實──後人眼中的歷史,給予他的回報卻是中國人對他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不了解以及抗拒,而對他造成傷害、挫折、打擊,致使利瑪竇懷著未竟之志,死在他奉獻全部心力的土地上。

本書亦旁及同一時期東西方的政治、宗教、經濟與國際情勢。故書中描寫探討的背景,主要以利瑪竇出生(西元1552年)前二、三十年展開的宗教改革與新舊教對立、歐洲各國間不斷發生的戰爭為起點,特別是利瑪竇抵達中國(西元1583年)後東西方圍繞著宗教所發生的種種,直至利瑪竇逝世後數年為止。這段期間,也正是明神宗在位時期,明帝國面對內政腐敗、對倭寇的恐懼與中日朝鮮戰爭等紛至沓來的問題而無力收拾。

在利瑪竇生平行蹟方面,作者使用了利瑪竇自身留下的大量資料、書信、著作,以及同時代人,包括其中國與耶穌會方面的友人對利瑪竇其人的記載,使得「利瑪竇」三個字不再只是冰冷的一個名字,而成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虔誠神父,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在《利瑪竇的記憶之宮》裡,以無數條細微如絲的東西方史料,搭建起令人目眩神迷,卻穩固紮實的華麗記憶宮殿;以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的生平,帶出西方宗教改革時期的動盪,隨著傳教士們的船旅,經歷無數的暴風雨、沈船危機,以及衛生條件不佳,時時面臨傳染病威脅的行程,繞過南非的「風暴角」(今日的好望角)、印度的果阿一路東來,終於如願踏上習於一成不變生活的中國,甚至還能曾到過日本的同會弟兄互通聲息,聽聞耶穌會傳教士處在桃山文化──豐臣秀吉治下的日本所獲成果。雖然,在這兩個國家中進行的傳教事業都因為政治勢力介入,最後都演變成不得公開傳教而轉入地下。在中國的土地上,利瑪竇帶進了西方的數學、科學,也向西方介紹了中國文明,期盼能夠讓這個古老帝國,上自皇帝,下至庶民全部皈依天主教,但是現實的情勢卻令他無法完全如願。

利瑪竇是義大利人,一五五二年出生於山城馬切拉塔,一五七一年成為羅馬耶穌會的見習修士,在神學、人文學科與科學各方面經過嚴格訓練後,又在印度、澳門渡過五年學習生活。

在宗教改革的時代,人們不斷憶起精神東征的古老理想,因此傳教的熱情無所不在。尤其是十六世紀七十年代,也就是利瑪竇還在羅馬當見習修士的時期,教會間藉著沒日沒夜的佈道展開激烈鬥爭。至十六世紀九十年代,耶穌會教士已能使用二十七種不同的語言。為了要讓傳教事業順利開展,耶穌會教士接受的訓練與當時任何一個準備出國傳教的人無異。除了完成神學、古典著作、數學和自然科學這一整套苛刻的課程,他們還得進行辯論方法的訓練。雖然這種相互攻詰駁難的方法流於刻板與形式化,但卻對年輕人在組織論據、分析自己的論點和磨練記憶技巧方面成進益非凡。涉及的內容從法律、倫理學至神學,無所不包。

利瑪竇為了要讓在中國的傳教事業順利,挖空心思要找到能吸引中國人的方式,讓他們願意因好奇心主動接近修士,用了種種辦法,以期異種文化接納他。當他於一五八二年八月抵達中國澳門,於一五八三年九月在南方的肇慶定居下來後,他首先用西洋稜鏡、鐘錶和書籍牢牢吸引住中國人的好奇心,使他們主動成群結隊蜂擁而至,然後,他才能勸說他們從事宗教事務,安置在小教堂的聖母聖子像才能進一步在視覺上成為誘因。利瑪竇又學習佛教僧侶,剃去頭髮、鬍子,披上袈裟,徒步行走,以為佛教僧侶是這樣贏得人們尊重。很長一段時間後,等他漸漸明白中國社會中佛教僧侶地位都很低下,而且人們鄙視僧侶與外國人,歷經許多敵意、攻擊和移居,一五九四年起,耶穌會士改穿儒服,乘坐轎子出門,漸漸地,利瑪竇終於有機會接近中國的上層階級。
一五九五年,利瑪竇已精通漢語,定居在南昌,而記憶術則是此時期的利瑪竇用來吸引中國上層階級的方法之一。士紳訝於利瑪竇對初次讀到的文章竟能過目不忘,甚至倒背如流,紛紛要求他傳授這種記憶法,以利自家子弟能在偏重記憶的科舉中拔得頭籌。

利瑪竇所要尋找能傳授記憶技巧的家庭屬於中國社會的上層,他對記憶之宮的描寫可見於一五九六年以中文寫成的,論記憶術的小冊。他把這本書作為禮物送給當時的江西巡撫陸萬垓與其三子。利瑪竇希望教導巡撫之子以最先進的記憶技巧,讓他們順利通過科舉,則他們可能會出於感激之情,用新獲取的功名發展天主教教會的事業。

這套從希臘時代就已建立的記憶術,經過許多世紀的發展與豐富,已經自成系統。但即使是利瑪竇本人也知道,人們想要用這套記憶術必須先有過人的記憶力,而且在歐洲,早在1630年代,阿格里帕(Cornelius Agrippa)就已對這種系統提出挑戰,但是利瑪竇時代的多數神學家,包括利瑪竇本人在內,都沒有被否定的論點打倒。他們主要著眼於這個系統的正面意義,仍然將它列為重要課程之一。托瑪斯‧阿奎那還十分堅決地向人灌輸觀念:記憶系統不僅如人們先前一直以為的是修辭學的一部份,而且更是倫理學的一部份。

這種人為的基督教化記憶方法,盡管南昌地區的中國人對奇妙的記憶系統都很崇拜,但並非所有人都願意費心學會如何使用它。就利瑪竇在中國的經驗來看,眾人常先入為主地認為他的記憶技巧源自魔術。在他用中文寫就,傳授記憶術的書中,按照他自己規定的簡單易行方法,像想一棟高大的殿堂,也就是所謂的「記憶之宮」,在裡面安置四個拆解漢字而得的記憶意象:「武」──兩個扭打在一起的武士、「要」──西夏婦女、「利」──收割莊稼的農民、「好」──手抱小孩的年輕侍女。

另外,利瑪竇將人為的基督教化記憶技巧與他的中國意象群統一起來,並與勸人皈依天主教此一中心目標結合,在每十個意象群中放一個路標──「十」,這只有靠中國數字本身的字形與對語言的巧妙運用才能做到。因為「十」不僅可用來代表十字路口、兩條路交叉之處,更可代表十字架的意象,早在唐代,景教徒就將「十」做為他們代表十字架的符號,這種用法既在元代被官方化,也在十六世紀被耶穌會士們所接受,這樣,當明代的中國人跟隨利瑪竇進入記憶之宮的幽深之處,引導他們的不僅是邏輯上的十進制,同時還有代表十字架的符號。

在利瑪竇的文章中保存下來的四個記憶意象只是他記憶之宮中豐富貯藏的暗示之一,一如他精心選擇了四幅內涵深刻的宗教畫來吸引中國人皈依天主教。由於這些保留至今、栩栩如生的意象和圖畫是利瑪竇精心挑選的,因此作者也沿用這些鮮明的意境來架構本書,帶出宗教改革時期東西方的國際情勢、宗教戰爭、經濟文化交流等諸多繁複而糾結的歷史事件。

由於所記年代、背景與主題的接近,以致本書可用以與《萬曆十五年》互相比較。《萬曆十五年》的每一章都有一個中心人物,從該人的行為事蹟,分析明帝國,甚至中國日後之所以衰弱、遠落在西方列強之後的原因。而《利瑪竇的記憶之宮》則是以意象、圖畫主題交替為綱,介紹那個時代的世界情勢,例如「武士」下介紹的是國際戰爭,包括西方的宗教戰爭與中日朝鮮之戰對利瑪竇生存環境的影響,「波濤間的使徒」則介紹當時船旅的危險、耶穌會士乘船越洋,在印度、中國、日本等東方地區佈道時遭遇的恐怖與艱辛。用這樣的寫法,中國不再是一個自外於世界的古老帝國,歐洲也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霸權,在商業、文化、宗教上彼此交流而成為一個整體。就這點來說,雖然同為巨著,但本書的格局實較《萬曆十五年》為大,因為《萬曆十五年》討論的背景僅限於明代晚期的中國,未如本書能夠有更大的,一種普世的視野。

本書並非全無缺點,例如未列出原書名、原作者名、原書出版年份與原出版社,僅能從書後跋文中知道原作者是Jomathan Spence(史景遷),可能於1987在美印行。又因譯者為大陸人士,許多地名人名及語氣的譯法與本地用法不甚相同,錯字不少,也未全附原文名。甚至有明顯的可疑之處,例如豐臣秀吉當時在日本的地位絕不是書中所謂「上將」。但是這些人為錯誤,並不會抵消讀這本書讓我打從心底發出的讚歎、感動與震撼,我還是非常感謝有人譯出了這本書,並且越過大海在台灣印行,讓我得以窺其全貌,增長見識。

1 則留言:

Cornelius 提到...

好文好文!